你失踪了会惊动谁

文 梅寒

小区电缆坏了,看不了电视,上不了网,连手里的小灵通也耗尽电量没了信号,整个人仿佛一下子被扔到了深海的孤岛上,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。

出去问了问,坏掉的电缆三天才能修好。索性安安心心买了一大包蜡烛和足够三天用的方便食品,回头取下书架上蒙尘的书。得打发没电的日子。

很久没在烛光下读书了,才发现这种感觉真好。淡淡的油烟味儿,轻轻跳动的火苗,竟然喜欢上了停电的日子。

停电第三天。心里又开始隐隐不安了。又到了一些杂志的交稿期,电不来。我如何写得下交得出?几天没在网上出现,朋友们会不会挂念我,qq上是不是堆积了一些留言?留言得不到回复要打我小灵通又不通,会不会因此耽误了重要的事情?忧虑跟波纹一样往外扩散。看不进书,坐立不安,一次又一次跑到楼下去问电路的赶修进度。

很庆幸,小区的电路在停电之后的第四天清晨修好了。早晨还没起床,就听外面的电脑音箱“嗵”一下开了。终于来电了。衣服没来得及穿,第一反应是跳下床,打开电脑,在电脑启动的间隙,又赶紧摸出小灵通充电。登录qq、博客、邮箱,心情莫名地激动,心想着也许会有新的消息潮水一样涌出来。然而现实却很平静,qq上有两三个好友随便问一句:在?不回,头像就黑下去没有了下文。邮箱里有一两封编辑的约稿,博客上有三两条博友的留言。谁也没问我为什么突然失踪。打开小灵通,有几条消息涌出来。全是天气预报的。赌气似的把它扔到一边。自以为很久很重大的一次突然失踪事件,在众人心中连个水花儿也没激起来。世界这么忙碌,众生这么喧嚣,谁会在意一个人的消失呢?

兀自伤感之际,小灵通唱起来,接起,是弟弟的。

“姐,你干吗呢?这些天也不给家打个电话。打你小灵通,一直无法接通……”语气里有抑制不住的怨气。

“小区停了三天电,小灵通也没电了。”我低着声音回。

“姐,你怎么回事?电话一直打不通,快把妈急死了,就差买张车票,跑到你那里去了,赶紧给妈回个电话。”挂了弟弟的电话,妹妹的电话又打进来。

“我们小区停电,手机无法充电……”

“你就不能到外面打个电话?”

妹妹说得对。可是那几天,我根本就没往家里想。

急急忙忙将电话打回去,才响一下,就被人接起来:“是英子吧,你可来电话了……”电话是母亲接的,电话里咕哝着骂了我一句。但没有一点怒气,我甚至能想象到电话那端母亲笑吟吟的样子,“这三天也打不通电话,我还想着什么事儿啊。看电视上说缅甸那边闹地震了,南宁百色都有震感,你们那里没事吧?”母亲问。

“我们这里没事,是小区的电缆坏了,才修好……”

“那就好。没事就好。”电话里的母亲自始至终没抱怨批评我一句。她知道我很好,就满足了。

很多时候,我们把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看得太重要了,其实,这个世界上少了谁,地球都照样转。我们又常常把自己最应该重视的忽略了。如果有一天,你真的失踪了,真正惊动的只有那么极少数的几个人,其中那个时时刻刻都在为你揪着心的人是你最亲的人。

天才梦

文 张爱玲


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,从小被目为天才,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。然而,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,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──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。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,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。

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,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。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。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“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”,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。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,一个家庭悲剧。遇到笔划复杂的字,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。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。我母亲批评说:如果她要自杀,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,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,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。

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《西游记》与少量的童话,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。八岁那年,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,题名《快乐村》。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,因征服苗人有功,蒙中国皇帝特许,免征赋税,并予自治权。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,自耕自织,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。

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,预期一本洋洋大作,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。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,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、建筑、室内装修,包括图书馆、“演武厅”、巧克力店、屋顶花园。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。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──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,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。

九岁时,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。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,我哭了一场,决定做一个钢琴家,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。

对于色彩、音符、字眼,我极为敏感。当我弹奏钢琴时,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,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。我学写文章,爱用色彩浓厚、音韵铿锵的字眼,如“珠灰”、“黄昏”、“婉妙”、“splendour”、“melancholy”,因此常犯堆砌的毛病。直到现在,我仍然爱看《聊斋志异》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,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。

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。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,直到我十六岁时,我母亲从法国回来,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。

“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,”她告诉我,“我宁愿看你死,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。”

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。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。我怕上理发店,怕见客,怕给裁缝试衣裳。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,可是没有一个成功。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,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。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,接连三个月,仍然不认识那条路。总而言之,在现实的社会里,我等于一个废物。

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。她教我煮饭;用肥皂粉洗衣;练习行路的姿势;看人的眼色;点灯后记着拉上窗帘;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;如果没有幽默天才,千万别说笑话。

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,我显露惊人的愚笨。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。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,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。

生活的艺术,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。我懂得怎么看“七月巧云”,听苏格兰兵吹 bagpipe,享受微风中的藤椅,吃盐水花生,欣赏雨夜的霓虹灯,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。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,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。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,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,爬满了蚤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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